“生”于1977
一个时代怎样开始，一个时代就怎样结束。
仿若十年前《人民日报》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宣告了“文革”的开始，1977年10月22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同样具有历史意义的消息：取消大学推荐制，全面恢复高考。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
这个消息的爆出看似突然，其实已经酝酿了数年，它的出炉和一个大人物密切相关——邓小平。伴随着70年代初期邓小平政治命运的起起伏伏，他的“三上三下”也牵涉着中国知识青年们的命运变迁。1977年夏天，教育部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这场从8月13日到9月25日，持续44天的会议充满了争鸣的火药气息，其焦点就是要不要保留推荐制的人才选拔制度。刚刚复出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关键时刻作出了富有远见卓识的决定：当年恢复高考！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中国足彩网：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于是，就有了10月22日新华社发布的这则爆炸性的消息。
这个消息好像爆炸了一颗原子弹，震撼了整个中国大地。消息在中国飞快地传播着，像火一样在高粱地、橡胶林、稻田、军营和车间里蔓延，带给无数在文化的黑暗中挣扎的青年，尤其是身在农村的青年们一个巨大的希望。人们的命运和试卷再次联系了起来。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
当远在新疆的王政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还是乌鲁木齐县一个公社的下乡知青。作为1976年毕业的高中生，他和当时广大的知识青年一样选择了到农村插队。
王政：在乡下，磨地都是晚上磨，坐在拖拉机上在那里耙地，尘土特别大，所以人就留两个眼睛，用布把脸都蒙上，灰尘特别大，一般一干就是一晚上，把高的土坡磨下去，在那儿干了一茬子，这一茬子也就算是一季了，把这个干好了以后才能播种，将一百多斤的麦子背着走到地里头，送到播种机上，再扶着播种机开。冬天就是挖渠，一榔头下去一个白点，挖渠完了淘粪，到厕所里打粪便的冰块，因为冬天粪便就像水柱子一样，我们把它打掉，再把它运的地里头，是这样一个过程。
恢复高考的消息像投进水面的一颗巨大的石头，搅动了青年王政平静的心湖。为了抓住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他特意购买了茶叶、方块糖等少数民族极缺的东西，找到维吾尔族生产队长，队长很照顾王政，就安排他做了一项清闲些的工作——放羊。
王政：在山上放牧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放牧前，我都要带着一个行军水壶，但很快就喝完了，开始只有强忍着，后来有了诀窍：就是要想方设法抓有奶的母山羊，并将羊奶挤在自带的水壶中，以此解渴。也正是放牧使我有了时间和精力读书、学习。
为了抢时间学习，知青们的智慧真是“可歌可泣”。在新疆长大的75届高中生刘新荣也曾经是公社里的牧羊人，也是利用这种公私兼顾的方式，拼命温习着中学的课本。
因为1977年高考10月份宣布恢复，12月就开考，所以留给考生们的复习时间非常短暂。刹那间，从城市到农村，中学课本被抢购一空，借书者有之，抄书者有之。
1977年，乔保平已经是兰州师范的一名干部，在校办厂任车间副主任。为了复习好文科生都发憷的数学，他专门请了20天假，光数学复习就用去了半个月。他找来几册弟弟中学用过的课本，在自己装订的政治学习笔记本里，把所有的例题似懂非懂地抄写了一遍，还请本校的数学老教师孙金铭重点辅导过几次，并工工整整地在封皮写上了“数学复习笔记”。历史和地理只复习了5天，语文来不及复习就上了考场。
当时，社会上有一句名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复习好数学，对于每一位准备高考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大问题。为了解决数学课本的问题，黑龙江双鸭山矿建公司工人胡立德从自家装煤的仓房中找到了一本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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